《精神》一书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政治委员、空军上将刘亚洲发表在《参考消息》上的经典文章集，现摘录部分章节以飨读者。

 

 

    我们是因为苦难太多而缺失了信仰，还是因为缺失信仰而带来了太多苦难?食物缺乏使人饥饿；精神上也有饥渴问题。
    大约在100多年前，中国一批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，于是开始寻找。最初他们想从国学中寻找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国学里有很多出色的东西，但国学能够解决今天的问题吗？有人认为能，我认为这把问题看浅了。
   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正是国学最盛时发生的。那么精神层面问题的出路何在？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？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终极追问。
    中国革命之初，共产党人拥有强大的信仰，抛头颅，洒热血，在所不惜。
    陈觉，赵云霄夫妇从苏联回国，在湖南从事地下活动，不幸被捕。陈觉很快被杀害，赵云霄因怀孕在身，刑期推到分娩后。孩子出生后，她只要发表脱党声明，就可出狱，但她决不叛党，敌人把她也杀害了。行刑前，赵云霄给孩子写了一封信，我记得第一句话是“启明我的小宝宝”。
    这封信大义凛然，却充满了人间温情。信中那一声“小宝宝”的呼唤，分明是一曲人间亲情的绝唱。我几十年前看过描写这个故事的油画，这个女共产党抱着孩子喂最后一次奶。当时我流泪了。这是怎样的精神和信仰！
    这个只有23岁的女共产党员体内蕴藏着怎样巨大的精神力量。肝肠寸断中却对共产主义的明天抱着无限憧憬。过去我们拥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，不夺天下是不可能的。
    1948年淮海战役时，我爸爸任二十一军六十三师一八七团三营教导员，率部阻击国民党邱清泉兵团。八连守在一个叫王塘的小村庄里，邱清泉号称“邱疯子”，部队拼命进攻。八连只剩下六个人。指导员意识崩溃了，躲到一个小茅屋里面哭。连长张春礼领着六个战士与敌人拼刺刀。在最紧要关头，我爸爸领着人增援上来，打退敌人。八连后来被命名为“英雄八连”。
    我参军时，也被爸爸送到这个连队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《解放军报》上刊登了一块巴掌大的文章，名叫“血战王塘”，里面有一句提到了我爸爸：“战斗打到关键时刻，营教导员刘建德带着队伍上来了……”这巴掌大的文章被我爸爸一直保存着。他搬了无数次家，丢弃了无数东西，这报纸却留着，都发黄了。
    我每见到它，都有一种心酸的感觉。爸爸保存的是什么？是对党的忠诚，是对革命事业的信仰。爸爸离休很多年后，回到“英雄八连”，整个连队列队迎接他，让他讲话。白发苍苍的他根本讲不出话，泪流满面。  
  今天，很多信仰破灭了。信仰一旦崩溃，比不曾有过信仰更加崩溃，就像文明一旦崩溃，比不曾有过文明还要糟糕一样。
  前几天，我又看到几封信，是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写给儿子的，大意是：你到社会上工作后，千万不能讲真话，因为讲真话是要倒霉的；在领导面前你要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；不要轻易相信别人，等等。
  这封信登在一个杂志上，这封信，说明这个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的信念已经破灭。这封信也代表了当前相当一部分父辈的心态和观念。
当前，精神危机是最根本的危机。无精神是无道德的体现，无道德是无信仰的体现，道德的源头是信仰。
  精神的构建在今天比物质的构建要重要百倍。没有精神的中国是不会过上好日子的。我们已经尝到最初的苦果。
  有段子说，中国人从食品中完成了化学的扫盲。比如，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，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，从鸡蛋中认识了苏丹红，从牛奶中认识了三聚氰胺。这一点，我们对古人、对今人、对未来人都是欠了债的。这个债一百年也还不清。
  今后，我们可能会尝到更大的苦果。我已多次讲过信仰问题，可应者寥寥。我想起了“文革”中张志新在临终前叹息：“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，还能听到一声回音。我向活人呼唤千遍万遍，恰似呼唤一个死人。
  但我是一个拥有自己内在灵魂的人，我是自己的主人，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。我的力量来自于我的自身，来自于我的灵魂。”  
  这就是信仰。
（《精神》刘亚洲／著  长江文艺出版社）